彭歌：發展軟實力，要能硬起來（下）

【聯合報╱彭歌】


傅斯年曾應友人之囑題字，「歸骨於田橫之島」，襟懷何其悲壯？可是，據知今天的大學生，很多人說不清「田橫」是何許人，「田橫之島」有甚麼含義，「軟實力」是不是差了一點兒硬知識？
俄國小說家索忍尼辛，早在一九七○年代，曾因在作品中大力伸張人權、反抗暴政而遭牢獄之災；經過國際筆會等團體多方營救，才獲前蘇聯政府放逐國外，一度卜居美國。一九七八年六月間，他應邀去哈佛大學演講，痛斥共產主義摧殘自由的罪惡，也間接批評了西方知識界某些人士的淺妄與盲從。這一番獅子吼式的名言讜論，震鑠一時。聽眾席中有一位中國留學生，事後撰文作了詳盡的報導與分析，以航空郵件的方式寄回國內。其時我是中央日報的總主筆，讀到來稿後至為佩服，特別商得編輯部的同意，在當時限制三大張的篇幅中，闢出版面發表了那篇洋洋近萬言的長文。該文作者署名王紹陵，我事後才知道便是馬英九的筆名。那篇文章使國內讀者對於索忍尼辛的思想才有了全面的認識，且進而對於當代文藝思潮中的重大問題增進了深刻的理解。不論我們對索氏的主張有何異同之見，但不會不承認他真不愧是當世第一硬漢、二十世紀的良心。（王紹陵的文章，大概刊於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及後來兩三天，網路上應可查得出來）。
列寧曾說：「報紙不僅是宣傳者，也是組織者。」報紙不僅有啟迪民智和發動群眾的作用，更可以發掘人才，汲引人才，我不敢說王紹陵是由於中央日報一篇文章才受到國人的欣賞和朝堂器重，但「組織者」的功能確亦不容忽略。到了今天，王紹陵成了總統，可嘆中央日報卻已吹了熄燈號。
中央日報並非被共產黨封閉，亦未經民進黨取締，而是在國民黨自己人的手中「安樂死」去。當時我身在海外，惟一的感想是，回憶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檀香山，向他的兄長借了賣牛群的錢去辦一張小報，為的是要「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孫先生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萬丈豪情，與後輩的鼠目寸光兩相對照，也就無怪乎中華民國的國運艱難。以今視昔，何者是硬，何者為軟，不問自明，如今海內外可能還有更多的王紹陵一樣的青年才俊，可惜他們找不到中央日報那樣廣納嘉言的言論機構了。王紹陵當了總統，他的言論反而沒有地方發表，這是不是軟實力太軟了的又一個證據？
梁思成是世界級的建築家，讀書時曾寫信向父親梁啟超請教一個問題：姚崇、宋璟與李白、杜甫相比，究竟誰更為重要？貫通經史的大學者梁任公，在覆信中剴切地對兒子說，「姚崇、宋璟與李、杜同時代，二人是唐室的重臣，也是歷史上的賢相；但從整體的中國文化史來看，可以沒有姚崇、宋璟，但絕不可少了李白與杜甫。」任公是卓然自立的一代學人，也是在政壇打過滾的名流，他這番議論，簡潔明確，發人深省。
引申此一論點，也許可以說，五都選舉，誰輸誰贏，並不那麼重要；甚至二○一二年馬英九還能否再繼續連任，也並不是天地間第一大事。台灣以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要靠「軟實力」的繼續發展，而軟實力必須能硬起來。
客觀地說，台灣的軟實力彷彿是蓬勃生動，多彩多姿。深一層看去，多的是風花雪月，玩樂吃喝；太多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更太多的「禮教豈為我輩設」？寬以恕己，嚴以責人。以尖酸刻薄為能言，以揭人隱私為公道。軟實力之中隱藏著陰柔險釁的一面，令人寒心。
中華民族歷經劫難，我們在台灣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我們期待的文學，應該有像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和索忍尼辛《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樣磅礡大氣的史詩巨構，但在柔靡疲弱的文風之下，渺乎難求。長此以往，今後恐怕連齊邦媛《巨流河》、司馬中原《荒原》和陳若曦《尹縣長》那一流的作品亦復難求。
馬英九總統的期勉是很對的，台灣今後的出路和希望，在於努力發展「軟實力」，文化界知識界、尤其是文藝界應該多多著力。我願提醒一句，軟實力千萬不可祇在「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的境界裡打轉，更需要莊嚴人性，面對人生，要有堅強的骨格，嚴正的氣節，軟中帶硬，柔而能強！如果缺乏剛毅勇健、擇善固執的精神，而祇是八方討好，唾面自乾，那樣的柔，那樣的軟，那樣的「小可愛」，恐怕也就稱不上什麼「實力」了！
（下）
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於 台北至善廬
【2010/10/31 聯合報】